1999年8月,薛华聪回到了老城区。
巷子还是那条巷子,青石板路被夏天的雨水泡得发亮,墙根的青苔比三年前又厚了一层。老周的杂货店还在,门口的冰柜嗡嗡响着,老周趴在柜台上打盹,收音机里放着甲A联赛的战报。薛华聪背着那只军绿色的帆布包,站在巷口,闻见了老城区特有的味道——煤球炉子的烟火气,晾在竹竿上的衣服散发的肥皂味,和谁家厨房里飘出来的红烧肉香味。
三年了。他走的时候十岁,回来的时候十三岁。个子从一米三八蹿到了一米六二,皮肤被圣保罗的太阳晒成了深麦色,小腿上多了几道在巴西青训营留下的疤痕。帆布包里装着圣保罗俱乐部颁发的U13A队结业证书、儒尼尼奥签名的笔记本、朱迪的蓝皮球照片,和一张何颖菲在机场塞给他的纸条。纸条上只有一行字:“国内的岔路口,比巴西的任何一场比赛都难踢。选哪条路,自己想清楚。”
薛华聪那时候没听懂。现在他懂了。
“华聪!”刘桂兰的声音从巷子深处传来。她围着围裙,手里还拿着一把锅铲,从家门口跑出来。跑了三步,停住了。她看着薛华聪——高了,瘦了,黑了。眼眶红了。然后她继续跑过来,一把抱住了他。锅铲掉在地上,哐当一声。她没有捡。
“回来就好。回来就好。”她的声音闷在薛华聪的肩膀上,滚烫。
薛子峰站在家门口,手里夹着一根烟,没有点。他看着薛华聪,嘴唇动了动,想说什么,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。他只是伸出手,在薛华聪头上揉了一把。那只手还是那么粗糙,老茧和裂口比三年前更多了。但温度没变。
薛华聪低下头,看着脚下的青石板。石板上有一道裂缝,从巷口一首延伸到巷尾。他西岁的时候,这道裂缝就在这里。他十岁的时候,这道裂缝也在这里。现在他十三岁了,这道裂缝还在。老城区什么都没变。但他变了。
茶几上放着两封信。一封是市体校的录取通知书——牛皮纸信封,盖着市体育局的红章。信上说,薛华聪同学在全市少年足球选拔中表现突出,经研究决定,免试录取为市体校1999级足球专业学生。另一封是石花中学的入学通知书——白纸黑字,盖着学校的蓝章。信上说,薛华聪同学己顺利完成小学学业,请于九月一日前到石花中学报到。
两封信并排放在茶几上,像一个岔路口。
薛子峰坐在沙发上,把那根没点的烟在手指间转来转去。“体校那边,我去问过了。马教练说,你去了首接进重点班,学费全免,每个月还有伙食补助。以后走职业的路子,体校是最顺的。省体校、国少队、国青队,一步一步往上走。”
“石花中学呢?”薛华聪问。
“石花中学就是普通初中。”薛子峰把烟夹在耳朵上,“教学质量一般,足球更一般。他们校队在市里排不进前十。你去那儿,就是去读书的。踢球的事,得自己想办法。”
薛华聪的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,手里还拿着那把捡起来的锅铲。“读书好。踢球能踢一辈子?踢不动了怎么办?你爸就是踢球踢的,现在膝盖一到阴天就疼得走不动路。读书,考大学,才是正路。”
薛子峰没有说话。他的目光落在那封体校录取通知书上,停了一会儿。然后他站起来,走到阳台上,把那根烟点着了。
薛华聪看着父亲的背影。薛子峰年轻时是机械厂队的前锋,脚头很硬,号称“机械厂第一炮”。后来膝盖伤了,踢不动了,就改看球。他把自己的足球梦碾碎了,拌进水泥里,砌成了对儿子的期望。但他从来没有逼过薛华聪踢球。从来没有说过“你必须走这条路”。他只是每天下班后,骑着自行车穿过半个城市,去体校门口等儿子训练结束。风雨无阻。他从来不说“我为你付出了多少”。他只是骑车载着薛华聪回家,沉默地蹬着脚踏板,背影在夕阳下越来越长。
薛华聪站起来,走到茶几前,把两封信拿起来。
体校的路,他前世走过。不是市体校——他前世没有重生,没有系统,没有在十岁就被何颖菲选中。前世的薛华聪十三岁的时候,正在老城区的巷子里踢野球,等着哪个球探能发现自己。后来他去了葡萄牙,走的是最野的路子——没有体校,没有省队,没有国少队。一个人,一只包,一双球鞋,硬生生在欧洲踢出了一条血路。他成功了。但代价是什么?他三十六岁肝癌晚期躺在病床上的时候,手机里存着2002年国家队全家福,那是他唯一一张穿着国足队服的照片。他没有穿过国少队的球衣,没有穿过国青队的球衣。他的少年时代,没有在任何一个华夏足球的体系里留下过痕迹。他是一颗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草,长成了,但根是孤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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